买卖开垦相应制度何在,需与集体利润协调双赢

2019-09-27 06:21栏目:篮球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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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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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亚运会200米自由泳决赛,孙杨完成了自己的“全满贯”目标,这位泳坛超级偶像再次让国人振奋了一回。但赛后的领奖台上,他没有穿中国体育代表团主赞助商的运动装,而是穿上了中国游泳队以及自己签约品牌的运动装,一时间引发争议。有人认为孙杨“不遵守规则,凭什么搞特殊”,也有人认为他为国家争得了那么多荣誉,充分寻求自己的商业价值无可厚非……

林丹

实际上类似的冲突在国际体坛早已有之。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站上冠军领奖台的美国“梦一队”的球星为了不损害自己代言的赞助商利益,故意翻折衣领、披挂国旗,遮挡住衣服上美国队的赞助商商标。去年的全运会上,作为颁奖人的中国篮协主席姚明,让周琦、郭艾伦等人拉好衣服拉链,指出了运动员想露出个人赞助商标识的小心机。C罗在2016年与阿迪达斯赞助的皇家马德里续约时,仅因为在续约仪式上佩戴了耐克的眼镜,就遭到球队的处罚……


据来自业界的估计,2017年市场规模为2000亿元的中国体育用品市场,有望在2020年突破2500亿元。越是优质的运动偶像,越会成为赞助商争夺的焦点。尤其是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像姚明、刘翔、李娜、林丹、孙杨、张继科这样的超级偶像,其商业价值更是成倍增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出现矛盾自然就在所难免了。赞助商和赞助商之间,运动员和管理者之间,必然会为了争取各自的利益展开博弈。在中国水上军团,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商业博弈更是早已有之,从早期的田亮,到如今的孙杨、傅园慧、叶诗文,或多或少都因此与管理者产生过龃龉,宁泽涛更是因为对抗手段过于激烈,直接被国家队除名。

  关于林丹在商业开发上“单飞”的传闻已经流传了两个月之久,前天,李永波和林丹首次就“单飞”表态。根据双方协商结果,林丹在代表国家队训练和比赛时须穿李宁的服装,球拍和球鞋可以是尤尼克斯,但不能露出标识。不过李永波也特别强调,林丹只是个特例,其他队员不能效仿林丹的这种“个人商签”模式。

既然体育偶像的商业价值完全体现在运动员本身,那为何不能由运动员自由选择,以保障运动员的利益呢?在中国现行机制下,绝大部分运动员都是由国家培养的,因此他们在实现自我商业价值的同时,必须要兼顾集体的利益。当年的刘翔和姚明,所有的商业收入,都需要按照比例上交给国家体育总局。如今,随着社会意识不断进步,尤其是在体育职业化浪潮中所体现出来的个人商业价值不断飙升,让大家已不再像10年之前耻于言利,更不会因为追求个人的合理利益而被千夫所指。因而赞助商之间的纷争,最终大部分还是会落到谈判桌上。孙杨和林丹等“特例”的出现,已经让人看到,国内的顶尖运动员其实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去追求个人商业利益最大化。

  林丹单飞事件看似圆满解决,但纵观中国体坛,运动员和运动队之间,因为利益上的分配不均发生的冲突并不鲜见。现行的举国体制,几乎将体制内的运动员、尤其是优秀运动员所有的利益与权益都“一网打尽”。林丹单飞事件能否成为“改革的一块试验田”,还需拭目以待。

必须承认,这一部分能享受“特例”的运动员是极少数的,他们不仅是世界级顶尖运动员,而且个人形象、所从事运动的影响力都能成为商业推广的绝佳载体。前两年易建联的“脱鞋事件”,就是个人商业价值与联盟商业价值出现矛盾的突出体现。最终,CBA公司让步,允许易建联、郭艾伦两人可以穿着非联赛装备赞助商的球鞋参赛。林丹在赞助商的选择上被中国羽毛球队允许“单签”——他可以采用球衣和球具赞助商相分离的办法,但个人需承担在国家队期间使用场地、教练、医疗恢复资源的相应费用,他还需对国家队主赞助商的受损利益进行补偿……按国际惯例,运动员个人和团队可分别拥有商业合同。不过运动员“单签”涉及个人、团队的利益平衡问题,在透明、公开的规则仍未确立前,能否解决好类似的矛盾,取决于各方的决心和妥协的余地。也许,林丹的做法是现行体制下唯一可行的权宜之计。

  林丹签下个人亿元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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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波强调这只是林丹才有的特例

NBA特批周琦小丁战亚运

  许多球迷都注意到,丹麦羽毛球公开赛,林丹穿上了新赞助商尤尼克斯的外套。此外,在亚运会上,林丹便已经拿着有明显尤尼克斯标志的球拍挥拍上阵了。再往前追述,去年世锦赛上,夺冠后的林丹则是“不经意”地用一条毛巾盖住了李宁的标志。

北京时间8月15日,NBA官方发出声明宣布周琦、丁彦雨航和乔丹·克拉克森都可以参加2018亚运会,这个声明一出,有关于克拉克森和...

  对球迷来说,这些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花絮新闻,但对中国羽毛球队来说,这却可能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

  据称,林丹与尤尼克斯的合同长达十年,费用过亿。但众所周知,中国羽毛球队的赞助商是李宁。作为队中的最大牌,林丹“移情别恋”,不仅是对李宁公司的一个重大挑战,也是对中国现行体育赞助商体系的一个重大挑战。

  此事最终能够圆满解决,得益于李宁的大度。李永波称,李宁公司在谈判过程中给了国家队和林丹足够的包容,“尤其要感谢李宁先生,他也是优秀运动员出身,能理解林丹有了今天的成绩后,希望个人利益最大化。”

  不过李永波也特别强调,林丹只是特例,因为“后者对中国羽毛球的贡献无人替代”,其他队员无权效仿。

  运动员试图单飞林丹并非个例

  田亮孙杨姚明都曾遇到这个难题

  事实上,体制内的运动员在商业开发上尝试进行“单飞”,林丹并非第一个。很多人可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当年的田亮和如今的孙杨。

  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风光无限的田亮试图在商业开发上“自己说了算”。随后国家游泳管理中心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对奥运跳水冠军田亮作出除名决定。

  不仅是田亮,2011年上海世锦赛期间,孙杨穿了一件361°的衣服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国家游泳管理中心副主任尚修堂当时就提出了批评:“国家队的运动服赞助商是耐克,你不能与361、362什么的签约,必须与国家队保持一致。”

  此外,更早一些,2003年初,经过中国篮协授权、印有姚明形象的可口可乐易拉罐出现在中国市场,而当时姚明已经与百事公司签约。于是姚明就可口可乐公司涉嫌侵犯其肖像权事件正式向法院递交诉讼书。不过双方最终达成庭外和解,姚明撤回了诉讼。这起官司最终没有成为推动中国运动员个人商业权益改革的契机。

  特例只是一种变相的“开后门”

  应用制度化来确保各方利益

  其实谁都知道,那些顶级的体育明星往往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但在国际体坛,很少有人敢强行地无偿占有这些商业利益,而是更倾向于以合作商业开发的方式来获得“双赢”。

  例如EA公司出品的《NBA live》系列游戏,在其中的几款作品中,由于没能获得乔丹本人的授权,只能按照乔丹的个人特点制造出一位被命名为“Player”的无肖像球员,不敢擅自使用乔丹的肖像,否则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严厉的经济惩罚。

  与国际体坛相比,中国现行的举国体制几乎将运动员,尤其是优秀运动员所有的利益与权益都“一网打尽”。这种借“举国体制”之名行侵权之实的行为,非但不具有合理性,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

  如何来处理这种情况呢?其实一些职业化程度较高的项目已经给出了回答。比如女子网球项目近年来实施“单飞”的过程中,采取了运动员与相关部门签约的做法。相关部门可以分享到一定比例的商业收入,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赋予运动员充分的自主权。

  回到林丹的“单飞”,如果真是一种大胆的改革,那么应该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国家队赞助商的利益如何保证?运动员自主商业开发的边界在哪里?国家队对运动员的约束性又体现在何处?……总之,用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来确保各方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特例不应该只是针对某个运动员,而应该是针对所有的运动员群体,否则,便不是进步,而只是一种变相的“开后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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